此外，在绝大多数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及相当一部分各级各类专项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中也往往存在关于民族团结的原则性规定。
故而，本文不再从民之问题切入，而将论域侧重于法，更聚焦、务实地讨论法之制定。[3]参见李万军：《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生成及其流变》，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该条款弥补了此前《行政处罚法》的阙漏，反驳了只要当事人实施了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行政机关就可以予以处罚的观点。[13]换言之，维护社会秩序必然构成公权力的规范保护目的之一。实际上，从防范公权力的角度看，我们允许并且鼓励将此类过渡情形同样放入笔者于本文中提出的防范进路所构建的框架中进行衡量。进一步地说，在具备高效这一优势的同时，自动化行政还具有客观、精准等人力所欠缺的长处。[11]当然，这种观点从实质意义上承认了选择执法，有违执法公平的理念，是值得商榷的。
然而，现实中，行政机关缺乏对行政处罚危害性的说理，即使这是对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的基本要求。第二种可能是广泛的当事人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具有危害性。关于宪法作为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结构耦合，参见[德]鲁曼（Niklas Luhmann）：《社会中的法》，李君韬译，五南图书发行2015年版，第512页以下。
对于民主集中制宪法内涵的阐释，参见王旭：《作为国家机构原则的民主集中制》，《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第65页以下。国家建构体现为构建、限制与规范国家权力。功能分化社会对应的是某一个社会子系统之标准决定其他社会子系统的上/下分层社会，正是功能分化引发了功能冲突，进而产生出国家调控社会的需要，即从其他功能系统的自治当中产生出了秩序问题，而该问题依赖于政治决定予以解决。参见张翔：《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100页以下。
例如，在传统的基本权利理论中，防御权或自由权为国家行为设定了边界，但国家保护义务的扩张与发展，使得国家权力行使的边界变得模糊。N. Luhmann, Politische Verfassungen im Kontext des Gesellschaftssystems, in: Der Staat, 1(1973), S. 172ff. 参见前引14，Luhmann书，第80页。
充分发掘并揭示中国宪法的特色，找出其中蕴含的普遍化原理，总结其对世界宪法发展的特殊贡献，是中国宪法学研究面临的时代课题。社会调控表现为对社会秩序失灵的干预。无论从文本还是历史的角度，中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都能很好地容纳社会维度，应将对个体基本权利的保护融入到社会的维度当中，并在社会的维度中引入功能分化的视角，作为基本权利社会约束的规范标准。这也意味着，政治调控要以维系社会子系统的功能分化为目标，以消除社会中的去界分化危险为必要和限度，如政治系统对于经济系统的干预和调控，是以纠正经济系统自身运转紊乱或者纠正因经济系统扩张而导致的去界分化危险为限，不能超过这一界限对市场进行不当干预。
多元化的需求使得功能分化和政治调控成为必要。保障市民社会的自治，从整体上防止市民社会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侵犯，才是宪法在当时最重要的功能。五四宪法蕴含了明显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逻辑。由此，现代社会宪法功能的转型可以归结为：（1）在国家层面，宪法作为政治系统的中心，须建立相应的政治调控机制。
（一）接续公的观念：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由来 学界普遍认为，1840年后的中国以变为主旋律，表现为对西方立宪主义文明的继受。广州大学人权理论研究课题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论纲》，《法学研究》2015年第2期，第66页以下。
人民的广泛参与性一方面通过制度化的程序实现，一方面通过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非正式机制、党政之间的制度化联系，转换为政治系统的决定。政治的功能并不指向全社会的复杂性，只有那些无法通过自身机制加以吸收，或者无法通过个体斗争加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才能交由政治解决。
政主要把握政治方向，设定政治决定的前提。在功能分化的社会中，政治系统相对于其他社会子系统而言具有超然性。改革的目标主要是发展生产力，改变国家经济落后的状况，实现国家经济的强大。改革的核心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相应地，宪法的功能集中于建立经济自主的框架秩序和建立保障私领域的规范结构。正是由于政治系统的这种特殊性，才需要将作为政治系统中心的国家单列在社会之外，形成国家、社会、个体三者的立体化关系，以实现社会平衡。该区分更多是来源于一种理论上的假定，旨在通过基于交往理性的商谈理论超越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争论，在宪法领域重新找回超越实证法的规范性。
2.二元民主观的制度依托：民主集中制 中国宪法确立了一种二元民主观，即人民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相结合的二元民主体制。宪法的功能从控制国家迈向政治干预，使得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因应时代的变化，对新的宪法理论的呼声也开始高涨。
中国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国家的发展逻辑保持着一致性和延续性。所谓实现社会自由，就是在全社会形成不受强迫的沟通机制。
（2）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主要通过两方面机制维系，即基本权利（确立社会子系统运行的框架秩序）和政治系统的社会调控。（三）社会主义的宪法理论：现代社会宪法功能的彰显 1.社会主义：功能分化与政治调控的双重要求 在社会复杂问题不断涌现的背景下，社会主义理念的价值进一步凸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宪法道路与世界宪法的发展潮流既有相通之处又有竞发之相，即它们都处于现代性的维度之中，都致力于对现代性引发的社会问题予以回应。三、中国宪法功能转型的制度实现 中国宪法功能转型的实现，以批判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这一市民社会的假设为关键，具体体现为在理论基础、国家权力运行（静态的国家组织和动态的国家治理）和基本权利保护等方面，摆脱了西方的话语体系，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模式。同时，宪法也悄然介入社会，在私自治的结构中打开了一道缺口。现时期，社会主义旨在消除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间的内在紧张关系，满足现代社会的多元化需求，其既要纠正改革以来的经济至上观念，也要超越市民社会的经济领域，以解决阻碍多元化需求得以实现的各种社会问题。
在市民社会内部，冲突和分化的趋势显著。一个定向于自身符码且封闭运作的功能子系统，可以将所有人涵括在内，使得个体需求的实现有可能进入系统平台。
同一化的市民社会被打破后，宪法调控社会的需要随之而来。共同纲领中虽未明确出现基本权利的术语，但其第3条至第6条，以及第9条等条款中规定了一些基本权利，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自由权、妇女平等权、民族平等权。
在功能分化的社会中，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能够形成良好的平衡。罗斯福新政深刻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经济秩序，其对于美国而言，不亚于一场宪法革命。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宪法秩序面临各种挑战，不同国家的应对模式各不相同，宪法范式也处于变迁之中。整个社会分化出诸多承担特定功能的子系统，以实现多元化的社会需求。由于国家、社会、个体各有其独立的功能和价值，宪法需对三者的关系重新加以审视，其不仅要关注国家不能做什么，也要聚焦于政治系统能做什么，并为政治系统处理其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提供宪法上的制度支撑。国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干预社会以及应如何确定干预的边界，社会子系统需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其自治性，个体自由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国家保障，又需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约束，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如何处理国家、社会、个体之间的立体关系这一宪法问题。
通过这种间接的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宪法得以在形式上保持其公法属性，即仍然调控国家与个体两极间的关系，而不破坏私自治的结构。由于国家保护的目的在于维系功能分化，防止去界分化的危险，国家保护的边界和必要性也应止步于此。
契约论为宪法的存在提供了理论假定，其将宪法在某种程度上化约为经验层面的社会契约，认为公民社会和国家基于人民的同意而形成，目的是满足人与人共存的秩序需求。自由主义范式的宪法，虽然也具有国家建构的功能，但主要强调限权的面向。
尽管人民与国家权力的行使相对分离，二者仍能通过特定的机制保持联系，以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基本权利的保护需要国家的积极干预，需要在不同私主体的基本权利间或者宪法价值间进行权衡。
